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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8-16 08:59:10 来源:火狐体育app 作者:火狐体育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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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文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立足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四个自信”、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高度,在“双一流”视域下从理论、学科、学术、教学、教材、话语和评价维度,全面深入地阐释新文科的体系建设及相应的改革发展问题。理论体系建设需突出人文性、价值性、交叉(融)性、系统性、时代性和中国性;学科体系要深化传统学科、培植新兴学科、打造学科集群(平台);学术体系要变革研究范式、彰显文科质性、聚焦有组织科研、加强学术传播;教学体系建设需从师资、课程、课堂、教育方法、学习方式等方面综合施策;教材体系建设应从修订教材、新编教材、通识系列教材、数字教材、外文教材、配套教材等统筹推进;话语体系重在提升话语的设置、阐释、传播、“使认同”等能力;评价体系则需从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全面展开。建立“钻石模型”能够清晰揭示七大体系内在关系,理论体系建设是核心,可以全面、整体指导、连接教学、教材体系和学科、学术体系。

  目前,我国的学科门类已拓展为14个,即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以及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和交叉学科。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分别属于工学、医学、农学中单一的一个学科门类,新文科则不然,占全部学科门类的三分之二,包含8个学科门类:文史哲、经管法和教艺。其中,文史哲是基础文科,经管法和教艺是应用文科。

  周知,文科教育是培养青年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文科教育振兴关乎高等教育振兴,而高等教育是兴邦强国的“战略重器”,因此,文科教育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同时,文科教育更是国家加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新时代、新形势、新阶段和新格局下,迫切需要加强新文科建设。国际上,美国希拉姆学院于2017年率先提出“新文科”(new liberal arts)概念,旨在强调对传统文科进行学科重组,倡导文理交叉,致力于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以培养多元化创新型卓越人才。

  2018年中国官方首次正式提出“新文科”概念,同年8月,明确指出,要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简称“四新”),以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贡献水平。2019年4月,教育部、科技部等13个部门联合在天津召开“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启动大会,大力推进“四新”建设。2020年11月,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在山东大学召开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全面部署新文科建设,并描绘新文科建设“施工图”。我国“新文科”概念的提出以及相关建设政策的出台,是响应国家构建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促进文科教育创新发展的战略举措。如何在宏大的学科视野和宽广的历史经纬中,全面准确地把握新文科的内涵特点,特别是体系性地提出新文科构建方案,是当前必须直面的时代课题。

  本文从七个维度阐述新文科建设的七大体系,即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并在揭示它们相互间内在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钻石模型”。

  一般而言,所有学科可以分成三大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三类分别以“物”“事”“人”为研究对象,追求物理要“对”、事理要“明”、人理要“通”。新文科范围博大,涵盖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大类。之所以强调“物”“事”“人”三类研究对象,旨在揭示新文科的根本因素——人。人文科学直接研究“人”,社会科学虽然研究的是“事”,但事因人而起,天下无无关人之事,因此其本底还是“人”。人文性乃至人性是文科——自然也是新文科,必须研究的历久弥新的深刻问题。人如何成为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诸如此类的灵魂拷问不容回避。如何弘扬新时代的人文精神,这也是需要持续追问和必须作答的现实问题。此外,在生命科学高度发达和人工智能(AI)日新月异的今天,生命的形态和“人”的概念已大为拓展,除了碳基生命的自然人外,还有硅基生命的机器人和“元宇宙(Metaverse)”中的数字人。因此,新文科理论建设还需要深入探究“广义人”的人文性,为塑造日益科技化、数字化、虚拟化下的人类文明未来做好理论武装和伦理储备。

  价值性思想性与知识性学理性相统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命脉。概言之,自然科学注重工具理性,工具理性具有客观性、普适性和普遍性;文科则注重价值理性,价值理性具有主观性、民族性、理念性和意识形态性。当今人类所处的时代开放而多元,各种调整、转型和变革使人们价值选择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空前增强,诸多价值尺度和价值供给所带来的困惑迷茫前所未有,“纯”和“正”的道统价值不断被功利价值消弭、稀释或曲解,主流价值边缘化、生活意义碎片化、精神生活虚无化,以及由技术“异化”而导致的人的异化等几成通病。因此,新文科建设的着力点,需从过往注重探讨人文社科所涉对象的规律性,转向更注重对社会价值观的重塑,尤其应揭示理性背后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弘扬知性美德和善意,从而为理工科乃至为国家和社会提供思想指导与价值引领。

  学科交叉和科际整合,已经成为助推学科建设的重要手段。新文科的交叉融合主要体现在:传统文科自身交叉融合,传统文科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以及文科与理科、工科、医科、农科交叉融合等等。实际上,管理学就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它广泛吸收多学科的精华和养分,不但和研究“物理”的自然科学、研究“事理”的社会科学,以及研究“人理”的人文科学等局域性科学密切关联,而且还从系统学、信息学、控制学和非线性科学等学科获取滋养。新文科理论建设要突破“小文科”思维,构建“大文科”视野。

  早在20世纪40年代,随着科学研究领域的分支日益细化,各学科之间互相影响渗透的现象愈发明显。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这三门学科就几乎同时产生,耗散结构理论、非线性科学、协同学、运筹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等交叉学科(或名“横断学科”)也纷至迭出。这些学科的产生对人类思维和科技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奠定了多门新学科的基础。以系统论为例,它包罗万象——所有的研究对象即可当作一个系统,并根据不同的原则和情况来划分系统的类型;但它又未碎片化——系统论有一整套成熟的方法和清晰的目标。新文科学科众多、内容庞杂、繁复浩大,应自觉借鉴并遵循系统论的思想,注重整体性、整合性、系统性和统摄性,从新文科建设伊始就搭建好理论体系的底层逻辑,打牢其学理根基。

  这是新全球化格局对新文科理论建设的迫切需求。习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提出:“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传统文科必须适应时代变革,符合新时代对学科理论和实践的要求,与新科技革命形成合力,调整优化学科的场域、主题和方法,使之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发新理论,为跨文明交流提供新支持,为高质量创新发展培养新人才,进而担当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当前,要特别注意把握已来,面向未来,强化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要求,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为新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建构新文科理论体系应吸收外来,不忘本来。既要借鉴汲取世界各民族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优秀理论成果和最佳实践,坚持守正创新,贡献学术新知和学理创见,不断扩展人类的知识疆域和理论边界,更要扎根中国大地,厚植华夏文明,坚定文化自信,着力阐释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新文科理论体系建设要着力观照中国现实生活,回应社会关切,反映时代巨变,描绘时代精神图谱,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中发现理论主题,捕捉创新灵感,深刻解读中国历史性变革中蕴藏的内在逻辑,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同时,未雨绸缪,高瞻远瞩,为未来学术研究开辟道路,为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学理支持。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新文科的学科体系建设被寄予了更高的期待。实际上,“双一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本身就特别强调学科。根据《教育大辞典》中对“学科”的定义,学科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是学术或知识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社会科学中的法学、社会学等;二是“教学科目”,简称“学科”或“科目”,即教学中按逻辑程序组织的一定知识和技能范围的单位,如程序设计、力学、计算机科学等;三是知识或学习的一门分科,尤指在学习制度中为了便于教学,将之作为一个完整的部分进行组织和安排。由此可见,狭义上学科是一个学术或知识概念(对学术或知识“分门别类”),广义上则是一个组织概念:通过学科把办学的各种要素集结和组织起来。

  学科是大学发展的“纲”,纲举目张。学科是办学的“根”和“本”,抓住了学科,就抓住了根本。如果学科“根”不深“本”不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就不会枝繁、叶茂、果硕。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重在一流学科基础上的学校整体建设,旨在以一流学科为抓手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之所以把“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并列且冠以“双一流”,就是为了突出和强调一流学科在一流大学建设中的龙头地位和支撑作用。不仅如此,学科还是科技创新的学理基础和重要平台,决定科技创新的方向与特色。高水平学科是聚拢一流人才、打造一流平台、实现一流教学、产出一流成果的最好抓手。因此,新文科建设中的学科(体系)建设至关重要。如何建设新文科的学科体系?以下主要谈三点。

  传统学科(含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及“冷门濒危”学科)在快速发展中通常存在两大瓶颈,一是研究内容更新慢,不能与时俱进地展现重大议题全景,二是研究范式转换慢,不能随议题应机选择最先进适宜的方法。以政治学为例,随着十八大以来新概念、新议题、新要求不断涌现,亟需在传统政治学基础上,深化学科内涵,赋能新政治学。比如,结合“命运共同体”“纵向民主”(相对于选举民主、议会民主、协商民主等“横向民主”而言)“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人民城市”“双碳减排”“人工智能”“科技伦理”等概念,加强对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新民主政治、田野政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城市政治、生态环境政治、智能政治、伦理政治等学说和理论进行穿透式深度研究。

  新兴学科大多来自传统学科间的融合升级。融合方式包括:传统文科自身交叉融合——所谓文史哲不分家即是明证;传统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交叉融合,其代表是PPE,即哲学(P)、政治(P)、经济(E)“三位一体”;文科与工科交叉融合,如能源与气候经济、设计与艺术哲学;文科与医科交叉融合,如生命伦理学、医学信息学;文科与农科交叉融合,如生态文明建设与管理、农业经济学;文科与理科交叉融合,如计算法学、大数据管理与应用、金融科技、商业智能等。在自觉娴熟地使用这些方式的基础上,培植(战略性)新兴学科更值得提倡的方式是,加强对未来趋势和发展态势的研判和洞察,面向国际学术研究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以终为始、以行为知、知行合一地超前培育。

  现代学科呈现出既高度分散化、又高度整合化的趋势,在高分化和高整合的辩证统一中,学科从单一学科、跨学科走向超学科。实际上,人类知识生产的组织已然从个体和独立转变为团体(集体、团队)和联合(联盟)。在当前的学科建设中,各高校都非常明确各自学科建设的重点,都十分注重学科平台体系、学术组织体系和学术人才体系的全面建设。选择学科群建设方案来引领全校学科发展,成为各高校的自觉行为。学科集群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学科群内的各学科,有着内在深刻的学理逻辑和深度交融的学术联系,比如经济学本身就是管理学的三大基石之一。正是学科间的相近性、支撑性、互补性,以及自然存在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态,才使得学科融合发展和跨学科协同创新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因此,应顺势而为涵养学科群协同共育生态,进而搭建学科集群平台以及由此延伸的产学研合作平台。

  大体而言,新文科的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分别属于宏观层次、中观层次和中微观层次,分别对应“道”“法”“术”三大范畴。当然,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三者的边界并不清晰,“道”中含“法”,“法”中有“术”,“术”中弘“道”,不可分割,但各自的侧重点当不相同。谢伏瞻认为,“学术体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理念、原理、观点、理论、学说、知识、学术等;二是研究方法、材料和工具等。”本节重点从研究范式、文科“质性”、有组织科研和学术传播四个方面,讨论新文科的学术体系建设。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现有的研究范式(方法、工具)对新事物、新现象、新成就、新问题力所不逮,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又对学术研究方法变革提供了强大推力。以管理学为例,其研究方法除熟知的基于哲学、心理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以概念抽象、学理思辨及逻辑演绎为主要特征的规范性研究,以及基于社会学、行为科学等学科,以实验研究、预测研究、案例研究、经验分析、田野调查、随机实地实验(Random field experiment)等为主要特征的实证研究外,现在越来越多地基于系统科学、运筹学、数理统计学、数据科学和大数据技术、聚类分析、人工智能(AI)等学科,以数学建模、模拟仿真、数据挖掘为主要特征的量化研究。实际上,根据图灵奖得主詹姆士·格雷(Jim Gray)的观点,科学研究已经历了从“实验归纳”,到“模型推演”,再到“仿真模拟”的三次范式革命,现在方兴未艾的“数据密集型科学发现(Data-Intensive Scientific Discovery)”正是演进中的第四次范式革命。

  同时,得益于脑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学等学科的飞速进步,现在已知“前额叶”成熟需要大量复杂的学习与综合训练,这些学习与训练的程度、方式与强度对前额叶成熟程度有重大影响。而且,前额叶成熟指标(理性)涉及注意力集中程度、组织思想解决问题、思考与预期未来、战略与计划、平衡长短期目标为长期目标延迟短期享受、根据情景调整行为,以及管理情绪控制冲动、处理复杂信息同时执行多项任务、学习适当社会行为和抵制不适当社会行为等。这些认知对企业管理、战略管理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学科的研究范式将产生巨大影响。

  众所周知,质性研究是相对于量化研究的一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研究现象发展过程及其特征的穿透式分析和整体性探究,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以洞察研究对象的本质和演变规律。本文借用“质性”这一术语,不仅是再次强调文科内在的、内涵的思想性和价值性,更意在提示和警醒新文科建设中不要追求“新”而忽视“文科”本身。周知,新文科的最大特点是文理交叉,然而多年来重理轻文、重定量轻定性(质性)的情况尚未得到根本改观。在这样的背景下,若不注重文科质性,新文科中的文理交叉或将“喧宾夺主”导致文科愈发式微。

  毕竟,新文科的根本是文科,若“文科”是“体”和“质”,“新”则是“用”和“文”(纹)。彰显文科“质性”,是要在新文科建设中突出文科自身的中心地位。在我国新设置“交叉学科”门类中,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是其下设的两个一级学科。如果说“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是地道的理工科,“国家安全学”则是新文科。国家安全固然要靠高科技和“撒手锏”等硬实力和锐实力,但也要具有集全球视野、全局观念、战略思维、政治意识、对策博弈、运筹帷幄于一体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软实力和巧实力。

  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鼓励自由探索和服务国家目标相结合,在开展专项调研的基础上,突出需求导向,强化有组织科研。一要着眼于未来的新文科高质量发展,聚焦国家重大需求开展联合攻关;二要尽快将新文科实验室、重点研究基地和平台建设提到议事日程,按照基础研究型、智库功能型、交叉创新型三类模式进行分类管理,打造咨政和决策支持主力军;三要积极推进智库建设,优化智库体系,组织智库平台和专家学者开展前瞻性、跟踪性、储备性、基础性、长期性政策研究;四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和新文科案例中心建设;五要探索实行重大前沿领域、重要项目“揭榜挂帅”等制度,围绕新兴前沿领域,打造以中青年为主的文理交叉人文社科创新团队。

  学术传播对于学术体系建设至关重要。目前,国内文科学术期刊和出版都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难以满足文科学术思想交流、传播与创新的需要,急需增加新文科相关期刊,以及在已有文科期刊中增设新文科板块,以提升学术期刊的传播能力。此外,还要鼓励兴办一批哲社类外文学术期刊,特别是有国际重要影响的外文期刊。据统计,在全球3000多本SSCI期刊中,英文期刊数量占据70%以上,来自中国大陆主办的期刊不足20本,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地位(质量和数量)极不相称。

  教学体系是新文科建设中的题中之义。教学体系建设应基于理论体系,并在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共同支持下发展。同时,教学体系通过教学效果为学科学术体系的革新提供有价值的反馈素材。新文科的教学体系应致力于打造价值塑造、人格养成、能力培养、知识探究“四位一体”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通过知识性与价值性、学理性与现实性、建设性与批判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性与多样性、主导性与主体性、灌输性与启发性、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有机统一,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担当和健全人格、有职业操守和专业才能、有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有历史眼光和全球视野、有创新精神和批判思维的“五有人”。新文科的教学体系建设需回答谁来教、教什么、怎样教、如何学等关键问题。

  师资方面,为适应新文科交叉(融)属性的要求,教师应努力成为复合型人才。换言之,成为通识型的专才,或专家型的通才。在当今这个ABC(AI、Big data、Cloud: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时代,新文科教师尤其要加强自己的信息素养,理解全球化时代从“数字化”到“数智化”再到“数治化”革命的关键推动力,自觉运用数字技术拓展教学内容和研究领域,力求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教研的深度融合。此外,术业有专攻的新文科教师还应具有团队精神,乐于并惯于通过组建教学团队,和多学科背景的教师一道合开一门课,共同指导学生(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

  专业、课程建设方面,一是持续做好现有专业、方向、课程的更新、优化、改造、提升和赋能,同时加快新专业、新方向、新课程的探索与增设。高校应积极响应市场需求,鼓励跨学院联合建设新专业;还应激励教师开发新课程,使新旧课程形成相互衔接的课程体系。二是在优化课程结构时,着重推动多知识模块、多发展面向的通识教育。通过常态化制度化地开展经典“悦读”活动,使学生从经典中邂逅高贵灵魂,感受非凡智慧,洞见深邃思想,进而品味科学之真、人文之善、艺术之美。除此之外,还应积极构建“全方位、立体化、智慧型”教学信息化服务平台,推进“微专业”建设,重构专业知识与能力框架,支持学生建构式学习。

  课堂变革方面,以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国内与国外、线上与线下“四结合”为途径,以专业与通识、教学与科研、科研与产业、理论与实践“四融合”为手段,打造全要素、全方位、全时空“五课堂”。具言之,用好“第一课堂”这个主阵地、主渠道,通过师生深入互动大力提升课堂质量;用活“第二课堂”,激发社团、公益和各项兴趣小组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生活技能培育、社会实践体验、公益志愿服务、就业能力拓展、劳动文化建设等,切实将“手脑并重”的理念落实、落地、落小、落细;打造“第三课堂”,尽力把(国内)校外的各类社会实践、实习、实训和义工等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创造条件开辟“第四课堂”,使尽可能多的学生有机会通过留学、游学、访学到海外学习、交流、考察、实习,或出席国际会议、参加国际竞赛;用足赛博空间(Cyber space)中的“第五课堂”,即e-learning学习平台,借助易班(E-class)、慕课(MOOCs)、云学习、“翻转课堂”等载体和资源,开展交互性更强的网络在线学习。上述“五课堂”共同构成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泛在”课堂。

  教师教育方面,需尽快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只重视传授知识和培养能力,向传道、授业、解惑三者并重转变。师者,原本“传道”(价值塑造、精神熏陶、灵魂滋养)是第一位的,然而多年来的应试教育,却使传道被严重弱化甚或被漠视了。须知,教学的目的绝不只是传授知识,还要培养能力,更要弘扬精神、塑造灵魂。换言之,“精神成人”远比“专业成才”更本质、更重要。二是从“教的范式”向“学的范式”转变,真正彰显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从根本上讲,教育质量的高低和优劣,不是教师教得有多好,而是学生学得有多好。在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中,学生通常缺乏自主、积极、愉快的学习体验,被动学习必然导致效率低下、能力不足。这样的教学方式尤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学生学习方面,教育机构应牢固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动性,主动汲取知识、构建知识、发展能力。教师应以培养学生创造力为根本,激励、鼓舞学生自觉学习、个性化学习、探究式学习,力求自主提出真问题,解决难问题。对学生自身而言,要从“学会”向“会学”(Learn how to learn)跃升,这是惊险的一跳,但确是千值万值的一跳,一旦跃升成功,必将终身受用。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学生要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最重要的时期,自觉涵养人格,砥砺品行。同时,按照习总书记的教导,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这些要求和新文科所注重的价值性完全契合。

  教材是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是立德树人的基本载体。2021年10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孙春兰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表彰会上强调,“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要充分体现党和国家意志”。新文科教材建设,要整体推进不同学段不同层次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和相关公共课程建设,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立足学术前沿、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为此,要重点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致力于打造一批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乃至经典教材。在更新现有文科教材的过程中,要注意突出在理论体系建设部分强调的“六性”,即人文性、价值性、交叉(融)性、系统性、时代性和中国性,使得在教材的“旧干”上也能发出新文科的“新枝”。为以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做好课程思政,切实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还需精心将有关的思政元素浑然天成地融入到教材的正文、延伸阅读文献和/或实践案例中。以《战略管理》为例,教材中的这些思政元素包括(但不限于):战略思维、底线思维、稳中求进;系统观、大局观、义利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科学精神、法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契约精神;商业伦理、职业操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守正创新;以及“两个大局”“三新一高”“五位一体”等等。此外,还应将党和国家的意志和大政方针政策自觉贯穿于教材,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发展是第一要务,以及双碳战略、专精特新等。

  根据新设立的新文科科目,组织编写出版一批适应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发展的新文科教材,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和而不同的竞争性新文科教材体系。以“政治学与人工智能”为例,自启蒙运动以来,政治哲学对“人”的设定成为人类设计国家、制定政策的重要基础。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基因工程等技术的兴起,技术又脱离原本的“为了人”的现代目的,而走向“控制人”的超现代目的,随之产生的是人本智能、智能政治、智能治理、智能政府、智能正义和智能法治等内涵丰富的智能政治学议题。有关“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治理国家的新文科教材尚属空白,亟待填补。有必要说明的是,新文科教材未必“全新”,选取经典文科教材,组合、整合、结合成“新文科教材”当是可行之举。比如,开设PPE专业的绝大多数高校,使用的仍然是传统的哲学、政治、经济教材。其中哲学方向要修读哲学通论、道德哲学、逻辑基础,政治学方向要修读民主理论、制度设计,经济学方向也要修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数学等传统教材。

  通识是关于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知识和所有学科准确的一般性知识,是把有关人类共同生活最深刻、最基本的问题作为教育要素的知识。通识教材应致力于破除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贯通中西、融会古今、文理结合,综合全面地呈现知识的总体状况,帮助学生建构知识的有机关联,形成知识的整体观和通透感,以培养学生打通科学、人文、艺术与社会之间经络的素养,避免知识的碎片化,避免因过早偏执于某一学科而导致的学术视角狭隘。新文科系列通识教材建设应充分利用学科交叉的建设背景,鼓励多学科学者共同撰写、出版具有个性特色的必修课/选修课教材,逐渐形成全球性通识、地方性通识、一般性通识和自主性通识等多个层次的教材体系。

  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直接生成(或将传统纸质教材转化成)适用于各类电子终端的互动性电子教材,不断开发多种形式的互补配套产品,如多媒体教材、网络教材,以及相关的数字化课件读本、实战模拟软件和实时鲜活的沉浸式场景案例(库)。为推动中国教材走出国门,还需要教师、学者撰写能讲好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立场的外文新文科教材。

  习总书记多次指出,要“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新文科的话语体系,要在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标识性学术概念,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话语优势。同时,力求做到政治话语学理化、学术话语大众化、中国话语国际化。以下从话语设置、话语阐释、话语传播和话语“使认同”四个方面,展开讨论如何建设新文科的话语体系。

  一般地,“官方话语”由政府以发言人等方式来设置。但通过NGO等多主体在国际公共舆论空间尤其是政经场域发声,设置一些重要话语/议题则更值得推崇。此外,采用研讨会、报告会、国际会议/论坛、沙龙等,也是非常好的方式。此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毋庸讳言,话语设置与设置主体的实力和地位高度关联。实际上,近几百年来,西方就奉“实大声宏”为圭臬,视“从实力地位出发谈话”为当然,对区域和国际重大事件(务)抢先定调性、带节奏。时至今日,国际话语(议题)的设置权和国际传播的主动权,仍由西方国家掌握。以此次俄乌冲突为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一开始就将俄罗斯定性为“帝国扩张野心”支配下的“侵略者”,是“恶与善的较量”,还强迫他国选边站队,与美国亦步亦趋。同时,对不参与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大肆诬蔑抹黑,甚至妄称这些国家“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试想,如果其它国家也有设置话语表达方向的强大传播学术能力,霸道“双标”、伪善自私的美国(等国家),恐怕也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制造话语陷阱、操纵世界舆论。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也产生了与之相匹配的重大理论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重量级学者群,这是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故事的最足底气和最大资源。高校、研究机构、智库与媒体应组成话语创新共同体,共同发力阐释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奇迹背后的原理、道理、学理、哲理、法理和事理,为世界知识界、思想界、学术界贡献学术新知,为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为国际公共话语空间提供中国语料。近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主编的《中国经济学手册》,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标志性经济学理论成果,这不仅推动了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也通过学术话语的阐释加强了学科的话语体系建设。

  在话语传播中传统媒介仍不可小觑,但鉴于媒体深度融合已成为重要趋向,通过与主流电视台、著名通讯社特别是顶流新媒体、融媒体合作,则可使话语传播效果更佳。此外,新文科话语传播应更注重发挥专业智库和学术组织的作用。习总书记指出:“要鼓励哲学社会科学机构参与和设立国际性学术组织,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关于学术组织、研究机构在传播中的作用,在此举一个例子。世界公认的两大学术领域重要期刊文摘索引数据库SSCI和A&HCI都来自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它们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第三方机构和传播枢纽,规训着全世界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在话语传播中还要充分发挥智库的作用。实际上,智库在政界与学术界架起了知识和权力沟通的桥梁,那些能转化为智库服务的学术思想,拥有(可以)定义国家身份、利益取向的特殊话语权力。智库自身能以知识产品为媒介促成政府和国际组织决策,设置全球议程,引导国际舆论,甚或掌控国际话语权。

  在话语设置、阐释、传播之后,最重要的是获得包括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在内的广泛认同,而最理想的情形则是“他者”自觉自愿的真心追随和效仿。以近期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为例,“意见”指出科技伦理是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并特别强调科研活动中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伦理原则,包括尊重与无害原则、客观性与公益性原则。中国的此项举措在全球位列前茅,相信这样一个追求科学伦理正义、充满科研正能量的政策一定会得到全世界的认同。再以此次俄乌危机为例,在3月18日中美双方领导人视频通话时习总书记强调,中国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尤其呼吁各方应该共同支持俄乌对话谈判,谈出结果、谈出和平。我国以世界和平和地区安全与发展为核心的主张,已得到了世界多国的广泛认同。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加快推进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保障,面对国家对新文科建设的高质量要求,迫切需要遵从学科发展规律,推进对教学、教材、学科、学术等评价体系的总体改革。新文科的评价体系可以围绕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四个维度展开。

  新文科建设结果评价的衡量标准是学术质量、社会影响和实际效果,其根本是看经过若干年建设后新文科是否真正发展起来了。以经济学为例,现今它已成为一门“显学”,可曾几何时并不受人待见,后来经过持续努力特别是数学加持,才获得现在的显赫地位。可见,发展是硬道理,“立”起来是硬指标。对中国的新文科结果评价,一方面要看是否得到国际学术界和同行的广泛认可和推崇;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看人民的精神力量是否增强,文化软实力是否提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否得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国民的理论思维、知识素养、人文精神是否有长足进步,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是否形成,如此等等。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是否从坚定“四个自信”的意志,变成实现“四个自信”的现实。实际上,新文科作为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集群,其理论的建立、学科学术的发展、教学的开展、教材的出版,最终目的都是要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服务。在新文科体系的中微观层面,基于同样逻辑的结果评价,应将教学体系中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

  新文科是个既古老又时新的学科,需要不断迭代优化、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这就意味着需要全过程评价来展现新文科建设的阶段性、过程性、历时性和演变性。与常用的静态结构性评价过程不同,过程评价是动态性、立体性、全面性的,体现对评价对象(理论、学科、学术、教学、教材等)的可量化、全周期、多角度、重反馈的评价思维。强化过程性科学评价,需注重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的有机统一,在关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建立基于数据的分层次、分阶段的动态评价。因此,强化过程评价,既要注重科研、教学和学习、管理过程的数据采集与应用,又要强化所有过程的评价结果与反馈,以便及时做出调整和改进,从而为过程评价的制度制定和成效评估提供科学依据。

  增值评价特别强调新文科的阶段性“边际贡献”,即过去传统学科不能或难以诠释的现象在新文科的理论中得以解答,使得新文科学科的可解释性、可说服性、可预见性得到增强。以对新文科建设工作者的评价为例,增值评价侧重于其一定阶段性的“成绩增长幅度”,不仅体现了建设过程的变化和增长,还展现了全方位能力的“成长维度”。对高校教师来说,既要注重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的评价,也要注重创新创业教育的评价,以及在教与研之外的社会贡献评价。对学生来说,增值评价尤其需注重对德育、美育、体育、情感、思维、创新等核心素养的成长性评价。对学校而言,增值评价中固然要看整体办学质量的优劣(横向比较),更要看到学生、教师和管理者辛勤付出后取得的进步(纵向比较)。这种基于综合效能理论的增值评价,对评价对象而言更公平更公正,用好增值评价对于改革评价系统大有裨益。

  综合评价不仅是运用多个指标进行每一个方面的整体评价,更要考虑新文科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理论发展、学科发展、学术发展、队伍建设、平台建设、话语影响乃至评价自身。具体到新文科教学体系中对教师的评价,应探索将学术会议、论坛报告、调研访谈、决策咨询、教学教研、课程思政、创作作品等方面的高品质成果,像高水平著作、论文一样作为教师的代表性成果。同样地,对学生的评价也不能“唯分数”,应尽可能基于“全息”、从德智体美劳多维度进行综合评价。综合评价还体现在评价主体的多元上。目前,政府主导对高校学科建设评价的情形虽有明显改进,但教师、学生、家长、社会、企业、第三方评价等评价主体的参与力度还远远不够。最后,健全综合评价还需在评价方式上革故鼎新。比如,对通过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学科”综合评价,要突破传统的学科评价框架,全过程按照独立的交叉学科为单位进行管理,邀请“大同行”专家,尽量避免传统同行专家采用传统学科思维左右评价结果。

  基于以上对新文科建设七大体系的论述,本文提出新文科建设体系的钻石模型(图1)。在这个模型中,理论体系建设是这个模型的核心,全面、整体指导、连接着教学、教材体系和学科、学术体系。其中教学体系、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和学术体系又相互连接、彼此加强。从教学体系来看,其发展依靠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学术体系的精进——前者为教学提供厚重扎实的视域和底色,后者为教学提供新鲜前沿的知识和方法。反过来看,教学体系的改革和创新又能把育人所得反哺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

  从教材体系来看,其发展得益于学科体系的完备和学术体系的先进——前者为教材提供历史经纬和知识底蕴,后者为教材提供前沿灵感和方法启迪。反过来看,教材的编纂和发展又能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丰富学术脉络。评价体系和话语体系乃相对独立于五大体系外的两大体系,分别以虚线连接五大体系。五大体系的发展,离不开评价体系的精准导向和动态牵引;同样,话语体系的构建为五大体系的发展鼓呼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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